文/戚夢穎

在剛成為班主任的慌亂中，袁夢迎來她的第二個教師節。

兩年前的秋天，袁夢還在北京寫碩士畢業論文，在讀博與就業之間反復糾結。一份偶然投出的簡歷，最終將她帶往氣候迥異的深圳。

2020年9月，袁夢站在新修建的教室里，教起了aoeiuü。

如今“雙減”落地，執教一年的袁夢卻感到有些迷茫。“作業”“考試”變成和家長聊天時的禁詞，想要幫助孩子卻不知從何下手。

作為從應試教育中一路“廝殺”出來的佼佼者，袁夢最近經常感到焦慮：不做作業、不考試，老師的負擔是少了，這些孩子將來怎么辦呢？

作業太多？

袁夢沒想到，有朝一日“家庭作業”四個字會使她擔驚受怕。

2021年4月25日，教育部印發《關于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

適逢新學期開始，深圳市教育局也在9月1日發布《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作業管理通知》”）。這份通知寫道：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鞏固練習，可根據學生特點適當布置非書面作業。

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鞏固練習（截圖自深圳市教育局官網）

根據學校安排，袁夢每天會給學生們布置課堂作業，也會在課上預留出一部分做作業的時間。雖然數量上與前一年的家庭作業變化不大，但袁夢不會再把作業發在家長群里了。

對于目前的安排，班上絕大多數家長表示支持，但袁夢依然擔心，這樣會給自己“招來麻煩”。

畢業于國內Top2院校中文系的碩士研究生趙悅，也在深圳一所中學教了一年語文。

現在，趙悅需要時不時拒絕家長“多布置作業”的要求。

根據《作業管理通知》，初中每天書面作業完成時間平均不超過90分鐘。但那些直面中考壓力的家長，總會找到趙悅傳達自己的焦慮，詢問她作業怎么這么少，孩子回家沒有作業可寫，要求她多布置作業。

但趙悅并不敢這么做。即使作業已經有所減量，但因學生上課走神或做作業拖沓，另外有些家長仍然覺得她布置了太多作業。“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被家長投訴了。”

目前，趙悅所在的初中每晚5﹕20放學，學生可以自愿選擇上一節到6﹕00的延時服務課。

但因有些家庭內部無法達成一致，信息溝通不順暢，導致該出現在教室里的學生經常消失，這時趙悅往往就要焦頭爛額地滿校園找學生。

“還有家長要求孩子到我那兒寫完作業再走，但這個孩子寫作業非常慢。溝通后對方直接要求學校應該開設晚自習到9點，寫不完作業不準回家。”趙悅苦笑。

（電視劇《小舍得》）

而袁夢面對的是一群七八歲的孩子。

班上45名孩子中，有30多個孩子的家長報名延時課堂。上了一天課的孩子又累又燥，袁夢每次都要花費很大精力維持班級秩序。

袁夢布置的課堂作業并不算多，多數孩子離開學校前就能寫完。但她發覺，實際上不同孩子完成作業所需時間差異仍然很大。

袁夢說：“有的發呆，有的和同學說話，有的磨洋工。一些自律性差的孩子根本做不進去作業，而現實情況是老師不可能‘看到’每一個學生。”

（電視劇《小舍得》）

“有些孩子字認得不全，做作業需要有人給他讀題，又不敢找老師，就只能把作業空著，留著回家做。”上學期袁夢遇到一個十分好學的孩子，但因認字少，只能回家等媽媽10點多下班后，繼續完成作業。

“做題贏家”

對袁夢來說，小學作業并非痛苦的童年回憶。“小學時每天八九點就能睡覺，每天都在玩。”

袁夢來自西南某省，家在省會旁的一個三四線城市。與大多數父母一樣，媽媽也對她寄予厚望。袁夢3歲就開始學習英語，后來還上過奧數、古箏培訓班，但堅持下去的只有她喜歡的英語班。在小學，她始終是班上的優等生。

成績也好、分數也好，小學的袁夢對此并無太多概念。但在媽媽的安排下，六年級時，袁夢參加了省會一所初中的招生考試，而那是當地最好的幾所中學之一。

毫無懸念，袁夢被順利錄取。由此，袁夢也開始了她的“升級打怪”之路。

學生時代，袁夢一直保持著十分優異的成績，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均以保送方式被錄取。在研究生三年時間里，還發表多篇質量上乘的學術論文。

成為小學老師之后，袁夢覺得現在這些孩子似乎沒當年的自己那么快樂。

與小學時的自己不同，袁夢發現班上的孩子對成績、分數十分敏感，課外興趣班也變得像是競賽。“班上每個女生都在學舞蹈，每個男生都學了門什么運動。而且一個暑假回來，班上很多孩子書法都變得很好，二年級寫得比一些成人還好，后來才知道他們都報了書法班。”

然而，趙悅卻覺得，班上初中生的壓力遠不及當年。

與袁夢的故事相似，趙悅也是在小升初時考取了省會頂尖教育集團的初中部。

不過，故事的分叉點在于，趙悅的家鄉，是有著高考“地獄模式”之稱的中部某省。

這個省份的一本上線率常年在10%徘徊，而那個頂尖教育集團的高中部，其一本上線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在家長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只要你能考上（高中部），一只腳已經邁入一本大學。”

而這個高中部，就在趙悅所在初中隔壁的一條街上。

實際上，兩所學校只有幾十米的距離。但即使是這所會聚全省各地“尖子生”的初中，中考后也只有一半人能走完這段距離。

對于趙悅而言，高考的壓力提前浸入到初中。與近年來出名的“衡中模式”相同，趙悅的初中也實行著軍事化管理，早晚自習、清晨不間斷的跑操、紛飛的試卷、準時出現的考試排名，塞滿她的中學生活。

（電影《墊底辣妹》）

趙悅的努力最終取得了回報，她順利考入“街對面”，也在大四時成功保研到從中學起就夢寐以求的“象牙塔”。

在她看來，如今班上孩子的壓力，多來自于家庭內部的消耗和拖延作業的焦慮。而且，與她中學精神上感到輕松自由不同，她覺得現在的孩子雖然行動上很自由，但總有種無法言喻的壓抑。

“有時覺得他們很脆弱，一次小測驗就會讓他們崩潰。我之前上學排名都是打在公屏上的，也只是覺得要努力。”隨即，她自嘲道：“我懷疑自己是被‘摧殘’得麻木了。”

束手無策

這些年間，雖然“做題家”答題無數，但面對“如何當老師”這道題，他們卻不知從何下筆。

袁夢和趙悅都未掩飾自己來深圳的原因。看到招聘方開出的待遇條件后，袁夢的就業選擇里才出現“教師”這個職業。

在此之前，她就看到過往年深圳中小學“含金量”極高的新教師名單。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中論述美國教育體系時，指出學歷的“棘輪效應”：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一旦確立，只會越提越高。

作為文科研究生，袁夢似乎遙望到博士畢業后的殊途同歸。“我無法想象讀完五六年后的就業會怎樣，你看現在博士都往中學跑。”

網傳深圳中學2021年新入職教師名單（圖源網絡）

工作一年后，袁夢覺得這份工作基本上回應了自己的期待。她也開始意識到，“教小學生”這件事并不能與學歷畫等號。

“與小孩子交流需要個性中有一些特定的東西，也要喜歡小孩，才能建立比較親密的聯系。這都需要學習，不是說碩士生去教小學生就屈才了，或者就好像能力只用到20%，我覺得不是這樣的。”袁夢說。

而趙悅卻因名校背景被前輩反復“敲打”。曾為維護自己班級的利益，趙悅和教務領導起了沖突。領導告訴趙悅要匍匐下來、心態歸零，不要總想著過去的成績、名校的身份。但趙悅覺得，這件事和自己從何處畢業并無關系。

更令趙悅覺得焦慮的，是她不知該如何處理與家長的關系。她總是擔心，自己的無心之舉會惹來“投訴”。

趙悅曾在公共假期的中午接到家長的電話。“家長和孩子發生了矛盾，把孩子逼上天臺，讓我解決。我就只能安慰他，先讓孩子下來。”

（電視劇《小歡喜》）

“后來又發生了沖突，大半夜給我打電話又提到上天臺這件事，我提醒家長要控制好脾氣，處理好親子關系，可以到學校來，我們一起探討下解決的辦法。”但令她沒想到的是，家長認為她在指責自己，生氣地掛斷了電話。

隨后，這位家長又新建了一個微信群，向學校領導反復表示趙悅“指責”了他。而這位家長，也是一位名校畢業生。

即使作為他人眼中的學霸，袁夢、趙悅都不避諱自己“做題家”的身份。也正是“應試”的學生時代，支撐她們獲得名校的文憑，拿下這份競爭激烈的工作機會。

蘭德爾·柯林斯曾說，隨著我們對教育作為一種救贖的俗世信仰不斷破滅又不斷重建，教育膨脹也會隨之停步又再度啟動。

雖然身份從學生變為老師，但袁夢總會忍不住將兩條時間線拉平，把學生與自己經歷的歲月進行對照。袁夢也在反思，是否少做作業、少考試真會讓這些孩子的未來變得更好。“但我沒有能力預知那個未來。”

在她的概念中，作業與考試可讓她把握學生的情況，由此才能知道要去關注哪些學生，從哪些方面給予他們幫助。但是眼下，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哪些事。在解決家長的焦慮之前，她需要先保護自己。

（袁夢、趙悅為化名）

（編輯：黃玉璐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