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云南日報

編者按：近年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備受世界關注，人們不斷探尋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特別是傳統(tǒng)文化里傳承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觀念和生態(tài)智慧。

生活在云南省的各少數民族制定有許多規(guī)范禁忌，這些源自于宗教禁忌、自然崇拜和神靈崇拜的傳統(tǒng)文化習俗對少數民族自身的生息繁衍和當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產生著積極的作用和影響。最直觀的例子是許多民族的傳統(tǒng)生態(tài)觀及生產生活行為，借助民族傳統(tǒng)文化，使村寨附近的一些植被和水源等得到了有效的保護。這些少數民族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傳統(tǒng)文化和對當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保護，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借鑒的寶貴經驗。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災害文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的聯(lián)系值得探究。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可以充分挖掘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獨特價值，并使之轉化為現代的生態(tài)保護規(guī)范，為新時代的云南乃至我國環(huán)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發(fā)揮獨特的功能。

為此，民族時報特邀云南大學西南環(huán)境史研究所所長周瓊以及她所帶領的團隊解讀壯族、佤族、景頗族、怒族、獨龍族這五個云南世居少數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與當地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生態(tài)保護之間的密切關系，同時，深層次揭秘云南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災害文化。

■什么是災害文化？

“文化內涵豐富多彩、種類多樣，災害文化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周瓊認為，災害文化是指抵御、應對及防范災害過程中形成并傳承的，被不同區(qū)域及民族認可并遵循的思想、行為、準則及遺產等文化類型與符號。具體來說，災害文化是一個國家（地區(qū)）或民族在長期與災害斗爭、共存的過程中形成并建立起來的，包括人們對待災害的態(tài)度、思想、理念、習俗、慣例、規(guī)范、禁忌及系列應對的行為、制度、措施，還包括人們對災害的認知、記憶、神話傳說、知識體系和用文字影音等形式記錄的災害現象及其經驗價值等內容。

■災害文化具有怎樣的特點？

災害文化是眾多文化類型中給人類思想及記憶沖擊最強烈的獨特種類，是一個群體（民族）見證及抵御、防范災害的精神財富，具有較強的地域性、歷時性。西南少數民族的災害文化，既具有普通災害文化的內容及特點，也具有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從獨特性的角度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主要具有以下特點：歷時性、包容性、適用性并存；傳承性、累積性、固守性、地域性、豐富性、變通性。

■災害文化具有哪些豐富的文化內涵？

在當代，災害文化往往以通俗性、普及性等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包括災難幽默、漫畫、游戲、傳說、掛歷、詩詞、舞蹈、歌曲、電影、小說、游記、紀錄片、紀念活動、徽章、卡通甚至是博物館等。因此，災害文化的具體內涵也是豐富多彩的，有不同層面的指向。

災害文化的內涵，可從六個層面來考察：

一是災害的認知、記憶、想象、意識等思想層面的內涵，具有抽象性特點；

二是生產、生活方面的防災、減災、抗災等行為層面的內涵，如錢糧賑濟、免除賦役、以工代賑等具體救濟措施，以及近現代防災減災宣傳、教育、演練等活動，具有針對性特點；

三是包括傳說、神話、詩歌、小說、筆記、報刊、雜志等文字（學） 、影音記錄及音樂、戲劇、歌舞、繪畫藝術等文學、藝術層面的內涵，具有形象性、具體性及感通性等特點；

四是社會、國家推行實施的制度、法律、政策、保障及組織、團體等典章法制層面的內涵，具有宏觀性、準確性特點；

五是習慣、風俗、禁忌、心理、倫理、信仰、祭祀等精神層面的內涵，具有普遍性、多樣性特點；

六是以建筑、交通、通訊、災害現場博物館等實物層面遺留、存在及展現的內涵，具有實體性、客觀性等特點。

以上六個層面僅僅是立足于整體，從宏觀上所進行的概括。不同國家、民族對待災害的思想、理念、態(tài)度、行為、習慣及其文化遺存等都自成傳統(tǒng)，其文化既有相同、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甚至迥異之處。故災害文化具有地域及民族特色。

■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傳承方式及路徑是什么樣的？

災害文化的思想及理念，一般是通過災害與人、社會、自然等關系來體現的，包括災后人與人關系的調整與平衡、社會心理的重塑、災害創(chuàng)傷的修復等。良好的災害思想及理念往往能啟迪、教化公眾，使人類社會正確、深入、系統(tǒng)地認識災害，采取合理的防御措施，正確理解并順應自然及其災變，尊重自然規(guī)律。人類社會對待自然災害的這種知行態(tài)度，不僅能體現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體現人的尊嚴及道德倫理價值，也體現了人對自然及未來所具有的執(zhí)著探索的勇氣與精神、權利與責任。

災害文化往往能直接反映公眾的災害觀，以及人們在非災害時期的憂患意識、防災減災抗災意識。進行防災減災抗災文化的教育、宣傳等系列活動，是災害文化構建及傳承的必要手段，能使一些經常遭到某類災害襲擊地區(qū)的人們，對災害的性質與種類、后果及影響、方式及強度、預兆及后患等有充分了解，并做好周密準備，恰當應急，防范到位。

任何民族的災害文化，都是通過特別的路徑及方式，進行文化內涵及訊息的傳遞、傳承的。

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為例，其災害文化的傳承方式及傳承路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親緣性傳承的方式，如家庭、親族、宗族或近鄰親屬間常用的防災減災避災技巧，一般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用這類方式防范、躲避的災害，大多是范圍小、程度輕、影響小的災害，如旱災中的取水儲水、水災中的緣木而居、疫災中的衛(wèi)生及服藥防治、躲避與防范動物災害等。當然，一些常見的大型災害防護的文化傳統(tǒng)及方法技能，如地震及泥石流災害的躲避及逃跑方式等，也是此類防災減災避災文化傳承的主要內容；

二是地緣性（地域性）的防災減災避災技能及 知識體系的傳承，如村寨、不同空間中同一個民族間或小地域內不同民族間的本土防災減災避災的知識、技能等。這個類型的防災減災文化針對的多是村寨選址、水源地選擇、田地選擇及耕作防護機制等，以及區(qū)域性影響范圍較大的水旱災害、地質災害的防范方法及具體措施等的交流及傳遞；

三是跨國界（國際性）災害的防治救助等災害認知、記憶、思想、理念等文化的交流及傳承，兼具族緣、血緣、地緣的綜合特點。西南少數民族多跨境而居，但災害不會區(qū)分民族及國界，很多跨界聚居的民族，因地質結構及氣候背景、生態(tài)環(huán)境及生活習慣的相似，常常遭遇同一次地質、氣象、疾 病等災害的襲擊，其防災減災的措施、文化習俗及技能，一般也是共同分享及傳承的。這種分享及傳承最初是民間進行的，20世紀后逐漸實現了從民間到官方的轉變，官方、民間的傳承路徑在同一個時空中共存，官方的資金、人員、政策等都得到少數民族的接受及認可。如在中緬、中老、中越等邊境跨境而居的泰、傣民族的防災減災經驗及文化傳統(tǒng)，就是因為族際、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而實現了交融、共享，這是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具有國際性特點的表現之一。

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傳承路經及特點，不僅凸顯了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包容性、開放性特點，也對當代我國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建設、對“一帶一路”及其國際防災減災體系的構建發(fā)揮了積極的資鑒作用。目前，國際社會面對頻發(fā)的跨國巨型災害，亟須共同建立協(xié)調、聯(lián)動、高效的國際減災合作模式與機制，從不同渠道、途徑開展全方位、多渠道的防災減災國際合作，以提升各國的防災減災能力，促進區(qū)域間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并在其中有針對性地提高跨境災害的綜合防治能力及水平，制定國際化的、科學且系統(tǒng)的防災減災機制。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而言，構筑起面對我國—南亞東南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綜合性防災減災體系，也是亟須進行的工作，這也是西南少數民族防災減災文化面臨的當代轉型。

■災害文化存在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際瘧疾基金項目的支持及研究下，我國云南的瘧疾防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備受稱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國疾控中心在輸入性病例數量長期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采取國際、跨國聯(lián)合防控的措施，越過國境線防疫并取得了極好的效果。如德宏盈江縣的瘧疾防治，在緬方支持下，從中緬邊境的防治往緬甸境內推進，在中緬間人員交往流動極為密集頻繁的情況下實現了瘧疾的可防可控，境內瘧疾患者人數直線下降，防治效果顯著。這是官方大力主導推行疾病防控、當地少數民族積極支持配合取得的防病治病的成績，是少數民族地區(qū)在現當代防災減災行動中，官方、個人及家庭努力協(xié)調配合，使國際性的跨國防災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因此，應充分利用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災害文化，發(fā)掘并利用好西南少數民族在自然災害防控和防災減災領域的經驗技能，利用現當代的防災減災理論和技術優(yōu)勢，建構起現當代少數民族新型災害文化體系，不僅能夠為國家的綜合防災減災建設提供重要借鑒以有效提高國家災害治理水平和預防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少數民族文化的軟實力，保護、傳承和開發(fā)各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推進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使各民族文化繁榮發(fā)展的過程成為各民族相知相親相惜的過程，成為民族團結的潤滑劑、催化劑、黏合劑，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qū)建設、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民族時報全媒體發(fā)文人 高燕 整理

終審：楊燕明

責編：龐玉珍

本文來自【云南日報】，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提供信息發(fā)布傳播服務。

ID